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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典也都是全面移植西欧现代法律制度，尽管在程度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别。

所以，我对使用中华法系这个概念，心里有些不畅快。比如，农牧关系、中外关系、汉胡关系、中原与西北的关系等，都是高度相关的。

第139页，作者对清朝的评价很不客观，所谓的奴化管理，仅仅在清朝初期。我总觉得，中世纪以前，真实存在着中华法宗和西方法族这种结构，唐代的法律，是敦煌时代的中华法系，是置于亚欧东西贸易和朝贡这个旧大陆世界体系之中的。《礼记集说》：水者，天一之阳所生，阳生而动。冬至一候蚯蚓结，冬至二候麋角解，冬至三候水泉动。可是，书中对法律的起源的论述，只是从西方学人的著述切入，而追溯的也只是近传统，没有触及到对中华法系的法起源即远传统的追溯，尤其是灋字原义的深究。

本章第二节第二部分宗法关系对权利的稀释放在此处有些凸兀，与第三节的内容不一致。第三节第二部分二 世界性难题的解决标题过大，建议改为中华法系的中国经验。但是，想方设法加快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必须改革生产关系，这一点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基本共识。

（三）群众路线——来自社会基层的冲击及解构就在民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法典编纂的1928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村革命和红色政权的理论，试图对旧的地域共同体结构进行彻底的祛魅和解体，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把，脱嵌后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规定严格限制了自由处分权，政府俨然成为更高层面上的所有权主体。以此为由，翌年列强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法律的要求。但是，律师较真必须专业和理性，少些情绪，多些技术成分，少些政治色彩。

与上述学者主张相映成趣，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2年12月17日一读通过的民法草案，更明确地坚持符合国情、立足客观条件的原则，尽量保持既有的民事规范，基本上是采取红线串珠的方式，把各种单行法汇编成一个总体，把一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规定也编织到民法的文本之中，不拘泥于法理上的连贯性、整合性。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及中国、东欧的法治化转型，新型的法与发展运动（NLDM）初露端倪，但并未产生深刻影响。

另一种是绝对王政或专制主义国家权力对科层制官僚机构的效率和整合性的需求。根据法社会学家马克·噶兰特（Marc Galanter）的比较分析和综合，所谓现代化的法制，具有十一种基本特征，即统一性、交易性、普遍适用性、科层等级性、可预测性、合理性、专业性、媒介性、可变性、政治功能性、制衡性。英美侵权行为法在侵权行为分类标准上的多样化，也为法官处理各种侵权行为提供了具体适用的标准和规则。建国以后，又推动了社会主义式产业化和相应的结构转型。

由于受到改革开放时期重视试错实践、侧重渐进主义以及提倡混合继受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在2015年重新正式启动、并在2020年大功告成的民法典编纂，实际上仍然显示出多层多样的构成，其规范体系试图在近代所有关系、新型财产权以及全球化自由市场原理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如果程序不完备，如果程序正义原则没有得到遵循，那就很容易产生枉法行为，使法定权利名存实亡。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形式性的、可预测和可计算的法律概念和诉讼程序的需求。因此，可以说，律师的技术较真可构成落实程序正义和权利保障原则的操作杠杆，并把维权与护法密切结合在一起。

不妨借用一国两制这个现成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规范杂居的状态。按照这一观点，领取政府支付、失业津贴、社会福利的资格也应该属于个人财产权的一部分，甚至是比动产和不动产之类的有形物质更重要的财富，需要给予实质性生存权那样的制度化定位或者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加以保障，以防止政府在确认资格权源、进行征用或再分配时滥用裁量权限、侵犯个人的合法利益。

因此，合理的诉权体系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也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制度基础。按照日本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的理解，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通过审判维护权利的案件数量就越多。

以习惯法为中心的礼仪制度，属于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是一种自生秩序的典型。为了确保基层秩序、防止权力空白，当时的政权采取了全面推行保甲制的举措，结果因为末端权力的腐败反倒诱发了农村的社会控制危机，并严重损伤了现代法律制度的信誉，助长了非法化和反法化的倾向。即，①由法律先知者基于个人超凡魅力（卡里斯玛）而进行超验启示的阶段。用法律语言无法合理解释的要素，在法律问题决定过程应不予考虑。沈家本在编纂现代法典之际虽然坚持以列强为模范的宗旨，但为了导入现代的司法独立原则，也不得不假托周代政官与刑官相分离的先例。加上对内的法规，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法规总数达到320部，超过当时法律法规总数的55%。

例如，1997年起源于东南亚的亚洲货币危机曾经被界定为亚洲的道德危机，有人因此宣告亚洲价值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模式的破产。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89年间制定的大约580部法律和行政法规里，有250余部属于涉外经济法规。

虽然因为民商法在传统中国几乎不存在，所以有关当局在这方面确立了模仿西欧既有制度的立法方针，但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在1911年10月26日呈览《大清民律草案》的奏折中，还是把担保物权、登记等制度的渊源追溯到中国上古，并强调所有条文都立足于儒学经义和道德，特别是主要由本国法学家起草的亲属、继承两编的立法理由，更是频频强调与礼制的继承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显然关键在于祛魅。

以彻底社会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结构转换，其实使中国法律秩序原有的复杂性被进一步放大了。由此可见，在AI驱动的现代化新阶段，寻找法律公正程序与技术公正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数字化法治的主要内涵。

第三阶段是自西汉以后。对于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法律是抽象的，往往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案件的审判来感受法律和公平正义的存在。1985年，历史学家余英时出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将诸如此类的讨论和争议提升到知识考古和实证分析的高度。我们编纂民法典应当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以德国式的概念体系和权利体系为基础。

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改变力量对比方面跃跃欲试的动机都可能被放大，于是增大了大民主（在司法领域表现为超当事人主义）或强权力（在司法领域表现为超职权主义）极端化风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将形成韦伯和昂格尔根本未曾预见到的某种崭新的法律生态及法治范式。

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已经就采取脱亚入欧方式推进现代化达成基本共识，但中国的精英阶层仍然对传统文化和制度保持着高度自信。韦伯把它称为迷信的、非理性的巫术之园。

也就是说，这次向国际社会接轨的法律变革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采取了双轨制（two-track model）：首先在经济特区等部分地域或涉外经济法等部分领域引进或制定新的规则，然后让新的秩序原理以此为据点向其他地域或领域逐渐渗透。在韦伯看来，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合理化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

清末的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还提出过建立涉外法域的构想，因而这种内外不同轨的状态也不足为奇。而自然法的观念和理论起源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及其张力，起源于具有超越性的宗教与多种多样的文化体验之间竞争的构图。在1910年9月1日开始审议《大清新刑律草案》时，爆发了礼教派与法理派的激烈争论，法理派在不断搬出儒学经典和古代制度作为凭证之余才得以险胜。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一扫移植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思想障碍。

但不得不指出，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预设：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明确地划分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前者野蛮，后者文明，并且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一系列二分法（残酷与人道、隐秘与公开、身份与契约、恣意与程序、管制与自由、独裁与民主）。透过民法典编纂和审判独立原则之确立这两个典型，可观察到把多元性和关系性嵌入潘德克顿系统以及通过功能替代物和因势利导的助推措施拉动司法改革等现象。

在这里，秩序形成机制类似经济学上蛛网定理（Cobweb Theorem）的分析模型，可以区分为收敛型和发散型。概括为一个更简洁的表述，即正当的强制。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观察到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毋庸讳言，在1978年的依法治国宣言中，还没有明确提出承认规范的普遍性、关注程序公正、促进司法活动的专业化和精密化、尊重人权、限制政府权力等概念。